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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主流媒体战略提出十周年之际，本研究立足本土的社会情境框架与传播体系，构建科学系统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量表，解决传统评价工具无法适配新传播场域与新型主流媒体的问题，既丰富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也加强完善媒体公信力理论。本研究严格按照量表开发程序，构建公众视角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二阶四维度量表。以相关文献为支撑，通过深度访谈与专家咨询筛选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备选测量条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量表初测（n=500），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与进一步信效度检验确定量表的拟合情况（n=1723）。最终，本研究建成涵盖“真实性/专业性”“国家形象/权威性”“公共价值”“播发技巧”四个维度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并与过往研究进行理论对话，探讨媒体公信力理论的延续和发展。

  胡阳，闽江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预聘副教授，福建省社科基地福建数字传媒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强月新（通讯作者），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本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转型期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研究”（项目编号：20&ZD316）、福建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两岸融合发展视域下福建新型主流媒体对台社会信任构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FJ2025C121）的阶段性成果。

  互联网重构了中国的传播权力结构，新的传播格局下，主流媒体正在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调适与变革（徐亦舒，张涛甫，2021），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既是为了回应新闻社群中盛行的危机话语，亦是服务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新型主流媒体的“四力”中，公信力的地位较为特殊，一方面，公信力不仅是维持其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的前提，关系到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更与意识形态合法性、国家安全及社会秩序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公信力是一个关系概念，其测量依赖于公众的主观体验而非媒体的客观资质。在此背景之下，本研究聚焦如何构建科学系统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量表，旨在解决传统评价工具难以适配新传播场域与新型主流媒体的问题；以公众评价为出发点，把握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建构的核心要素，对增强新型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创新新型主流媒体传播体系具备极其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用于测评信息源自可信度的量表，部分经典量表从20世纪50年代沿袭至今，被差异化地改进与应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对媒体可信度或公信力的测量。

  媒体可信度量表的起点是人际传播中个体信源可信度研究。20世纪50年代，霍夫兰（Hovland）等学者的系列实验为此奠基（Hovland，1951；Hovland & Mandell，1952；Hovland & Weiss，1951）。相关研究在初期聚焦个体传播者的可信度研究，到了70年代中后期，新闻媒介的可信度研究渐渐取代了个体传播者的可信度研究。这些早期研究多采用编制语义差别量表、李克特量表等方法，通过因子分析进行统计与整合，得出相应的维度作为信源可信度的评估指标（Berlo，Lemert & Mertz，1969；Bowers & Philips，1967；Jacobson，1969；Markham，1968；Lee，1978；McCroskey，1966；Rosenthal，1971；Whitehead Jr，1968）。上述过程呈现个人作为信源到新闻媒体作为信源的研究对象演变，由于针对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结论不具备一致性。此外，从研究方法看，仅仅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的维度结构不具有稳定性与可推广性，繁复不一且未经验证的指标亦非科学的可信度量表。因此，相对值得参考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典媒体可信度量表及其应用研究。

  新闻媒体的特殊性在于其既是信源，又与自身的报道内容紧密相关。在新闻媒体可信度的测量研究中，Gaziano-McGrath量表（1986）运用最广。Gaziano-McGrath量表涵盖“公证”“偏见”“完整”等12个项目，作为测量新闻媒体可信度的开创性多项目量表，被大范围的应用于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信力的研究之中（Flanagin & Metzger，2000；Johnson & Kaye，1998），此外，该量表也常常被改编或精简，用于测量新闻媒体的可信度。Meyer（1988）提出Gaziano与McGrath构建的可信度量表缺乏表面效度，他删除三个反向陈述，进一步确认了描述报道可信度的五个因子（公正、无偏见、报道完整、准确、可信），与此同时还生成了“社会关系”维度。该五因子量表的Cronbach系数高达0.83，是经验证后信度与效度最高的量表，被后来的学者广泛采用或作为改编基础（李晓静，2019：61；Abdulla et al.，2005；Yale et al.，2015）。Kohring和Matthes（2007）的“新闻媒体信任度量表”也有代表性，这是唯一以信任理论和新闻业理论为基础、且经过验证的新闻媒体可信度量表。该量表主要基于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方法（1979）和新闻选择性的概念，包含四个维度：对话题选择性、事实选择性、描述准确性和新闻评估的信任，并在验证性研究中得到了检验。

  与西方经典媒体可信度量表不同的是，诸多研究者基于中国媒介体制，认为中国民众判断媒体公信力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权威性”（喻国明，张洪忠，2006；张洪忠，季娇，2010）。在大众媒体公信力的量表构建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喻国明、张洪忠、靳一、李晓静等人的研究。靳一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组织了有关公信力问题的访谈及多次小规模调查的基础上，确立“社会关怀”“新闻技巧”“媒介操守”和“新闻专业素质”四个维度，在此之后，喻国明等人的研究在上述四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有用性”和“权威性”两个维度（喻国明，张洪忠，靳一，2007），这是对媒体机构公信力的综合测量量表，将媒体机构作为一个信任客体进行研究，在国内的媒体公信力研究中产生较大反响。李晓静（2005，2019）构建的媒体可信度量表包含三个类别：媒介机构新闻从业者来源可信度（真实性、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新闻报道信息的可信度（客观性、贴近性、可证实性、权威性），受众不相信媒介的理由（不真实、过于商业化、煽情炒作、不独立）。从整体看，目前中国学者对于媒体公信力的测评指标构建大多分布在于“政治权威性”“社会关怀”和“新闻职业规范”等三个方面，相较于西方单一的“内容指标”，国内学者在概念化与操作化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本土化的向度拓展。但上述两套量表的利用率十分有限，国内对于本土媒体公信力的测评研究大多仍以西方经典量表（或改编版）作为测量工具（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2005；强月新等，2022；强月新，徐迪，2016），反映出对西方研究路径与研究成果的依赖。

  现阶段，国内的媒体公信力研究聚焦“技术变革”与“政策响应”两条路径。“技术变革”路径指的是对技术渠道公信力的关注，即依托新的媒介技术生态继续构建新媒体环境下具有适应性的媒体公信力/可信度指标。如詹骞、周莉和吴梦（2018）设计了中国社会化媒体公信力测评量表，包括两大维度（基于使用者真实的体验的社会影响力、管理良好），以往的研究对媒体渠道的公信力讨论较少，媒介技术的变革带来了新传播载体，该团队的研究有很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留待实践与后续研究的检验。“政策响应”路径即在新传播环境下，中国研究者响应媒体融合的战略，诞生了一批响应媒体融合战略、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提升新闻舆论“四力”要求的评价指标研究。如强月新和胡阳（2023）基于平台环境建构了用户感知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指标体系，涵盖“权威性”“生产与播发能力”“社会支持”三个一级指标，“政治权威性”“媒体权威性”“报道质量”“用户合意度”和“社会支持”五个二级指标以及若干对应测量要素。刘建明和徐恬（2018）在设计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效果评估指标时，以“传播者的权威”指标反映平台的话语权及用户信任程度，具体包括垂直领域排名和用户信任程度，前者由发布新闻的平台或账号在相关领域所处的排名数据来反映，后者由发布新闻的平台或账号的用户信任评级数据反映。张瑞静（2019）在网络议程设置理论视域下研究新型主流媒体“四力”传播效果评价指标，将“信任度”作为公信力评估的二级指标，并使用“受众/用户正面评论比例、强度”“对信息源自与传播者专业性与权威性的信赖度”对其进行操作化定义。曾培伦和张雨（2022）建构高流量内容质量评价体系，这中间还包括区县融媒体公信力建设维度的主题指标（本地区域相关性、本地重点任务和重大事件相关性），负面指标（无标题党行为、无蹭热点行为、无引起负面舆情）对业界应用甚广的唯流量数据的“四力”评估指标起到纠正与调适作用。上述指标体系研究与媒体融合战略有较高的契合性，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不过，指标的提出与建构过程主观性较强，缺少验证性研究或付诸测量实践，量表的信度与外部效度皆有待检验。

  述评至此，媒体公信力（可信度）评价的复杂性、动态性及情境性可见一斑。与西方偏重定量方法的研究传统相比，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从理论阐释的角度论证媒体公信力的评价要素；对媒体公信力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近年有所增多，但较为零散，且可推广性不强。从整体看，目前中国学者对媒体公信力的量表构建有待立足于当下本土的社会现实和媒介环境，在新的情境框架与传播体系中加以探讨，相关指标的可推广性亦有待检验。

  长期以来，国内外在研究主流媒体时，通常将Chomsky（1997）的“精英媒体”与“议程设置媒体”两大特征作为判断标准。本研究认为，中国主流媒体的概念界定应当体现中国的媒介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社会治理功能。与以Chomsky为代表的学者所定义的主流媒体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一方面，中国的主流媒体并非精英媒体，相反，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媒体”，即主要受众不是精英人群，而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事业自始至终都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拥护者和践行者（陈虹，杨启飞，2021）。新型主流媒体是当前媒介生态环境中主流媒体的重要外在表征，首先，新技术是认定新型主流媒体的前提；其次，新内容与新型传媒产业是新型主流媒体的典型特征；最后，新型主流媒体要具备新的思维理念，如用户概念与互联网思维等生态化思维。

  综合“新型”和“主流”两个维度，新型主流媒体可被理解为以传递主导意识形态为重要任务的主流媒体在互联网空间的再主流化。结合新华社（2004）在“舆论引导有效性与影响力研究”课题调研报告中提出判断主流媒体的六条标准，以及社会转型期新传播环境的诸多特征，本研究对新型主流媒体的判断标准如下：第一，官方媒体（区别于自媒体、商业媒体、平台媒体等互联网信息传播主体）；第二，在互联网中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第三，具有新闻资质，报道时政新闻为主的严肃新闻（区别于无新闻资质的政务新媒体，也区别于有新闻资质但大多涉及“黄色新闻”的商业媒体）；第四，媒体受众基本是广大人民群众；第五，在传播效果上，具有较高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第六，以移动网络为主要传播载体，即入驻各种网络站点平台以及建成自主移动端平台。

  学界对于媒体公信力的概念界定大致上可以分为“自身魅力说”与“受众感知评价”两类，前者强调媒体公信力是媒体本身所具备的信任资质，将媒体公信力视作一个属性概念，重点在媒体的“能力”；后者认为媒体公信力是媒体获得受众信任的程度，将媒体公信力视作关系概念，重点在受众的“信任”（周树华，闫岩，2015）。本研究认为媒体公信力是一种信任关系，是一种基于受众感知的测评，主要体现为受众对媒体的主观判断和评价，这种评价过程具有动态性及情境性。强月新和刘莲莲（2015）认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不仅是通过新闻产品的传播而获得公众认可的能力，也是赢得公众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表征为媒体的公众形象和产品的公众认可度。该定义在学界受到普遍认可，本研究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亦采用这一概念进行有关研究。

  就媒体公信力的形成机制而言，公众对媒体的期待构成了理想化的媒体公信力，媒体表现则是公众进行媒体公信力评价的具体对象，而媒体期待与媒体表现的契合度是实际的公信力水平。因此，学界通常用可观察的“媒体表现”来测量媒体的公信力。综合上文所述，本研究明确以公众（移动网络站点平台用户为主）对具体媒体表现的感知来测量新型主流媒体的公信力。

  本研究经由如表1所示的四个研究阶段进行维度生成与量表构建，以质性研究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维度划分，以验证性因子分析与信效度分析来检验所构建量表结构拟合程度。

  本研究采用访谈和三级编码的资料搜集与资料分析方法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题项条目进行提取，采用专家咨询辅助项目甄选、确保内容效度。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进行首轮资料的收集，然后据此采用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进行深度访谈，借鉴扎根理论程序的三级编码方式来进行资料分析与模型建构。除了对文献进行整合分析外，分析还建立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受访者很可能在被问及此问题时才想到“媒体公信力”这样的一个问题，因而也许会出现扎勒（1992/2012）所说的“边回答边编造”的情况，也不能够确保受访者是否理解与接受“新型主流媒体”这一政策话语兼学术话语的概念。因此，在访谈时尽量避开提及“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等词语，邀请与引导受访者回忆并讲述自己在移动端接触主流媒体（即接触新型主流媒体）的情况，询问接受访问的人在具体情境中对该类型媒体的评价（如认为其消息可不可靠、是否值得相信等）以及作此评价的理由。

  正式访谈于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进行，方式为面对面访谈与语音通线分钟之间，达到理论饱和后停止抽样。根据对上一位受访者的访谈内容做分析比对，并撰写备忘录（Memo-writing），记录和尝试辨析初步生成的概念类属，基于访谈中出现的新概念和新问题迭代设计新的访谈提纲，据此访问下一位受访者。以此类推，直到新的访谈资料不再揭示核心类属的新属性为止。访谈前，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时间阅读访谈提纲、准备访谈内容；在访谈过程中，及时向受访者确认对方不太清晰或研究者尚未理解的表述，尽可能还原受访者的真实想法。

  本研究共邀请72名受访者参与本次访谈。其中，33名男性，39名女性；20岁~29岁22人，30岁~39岁15人，40岁~49岁16人，50岁~59岁15人，60岁及以上4人；职业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2年7月1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除“军人”外的七大类职业分类；所属地区涵盖广东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中国东、中、西部的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综合看来，样本多元且有一定代表性。

  本研究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三级编码初步生成量表项目池。首先，尽可能用简短清晰的话语对资料做提炼，提炼出“政府信任”“信任转移”等185个初始的本土概念；其次，依据这一些初始概念筛选出系列相互独立的类属，删去与主题不相关的或出现次数过少的类属，得到“主管部门背书”等45个类属；再次，基于这些二级类属提炼核心类属；最后，通过对若干经典文献进行编码，完成理论饱和度检验。由于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进行量表构建，本节的三级编码在于服务于后续的量表构建流程，因此直接将45个二级类属作为量表构建的初始项目池，不进一步呈现核心类属提炼过程。表2呈现的是部分编码内容与访谈语句的摘编情况。

  研究者根据量表项目池编写具体的项目内容，确保量表中每一个题项的清晰性和可读性；编写完成后，邀请3名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以“项目互斥”“条目表述清晰简洁”为标准对已编写的题项条目做修改，进行充分讨论后调整题项的详细的细节内容；在上述修改结果的基础上，邀请20位非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与已就业人士阅读题项条目并提出疑问与改进建议，确保题项内容的通俗易懂。

  本研究咨询的专家源自学界、业界、党委宣传部门，以集思广益，博采众长。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共邀请25位专家组成本研究的专家库。编制专家咨询问卷后，研究者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专家咨询。线月共计一年时间内，赴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人民网编辑部、央视新闻编辑部等媒体机构，“学习强国”编辑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委宣传部等宣传部门进行调研与意见征询；线上咨询方面，通过电子邮箱、微信聊天等方式来进行意见征询、专家咨询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通过预咨询和两轮正式咨询，研究者完成了量表题项的增删。除了具体题项的表述修改之外，多位专业的人建议增加“负面指标”维度与相关指标，理由为负面指标对媒体有警醒价值，且更符合用户实际感知情况。研究者将“无失范现象”扩充为“无标题党行为”“无蹭流量行为”“无引起负面舆情”“无虚假广告”“无新闻职业规范失范”“无错误信息”“无反转，前后一致”，项目池条目数量增加至51项。

  首先，经过共计三轮的专家预咨询与正式咨询，在保留了51个条目的基础上，将条目进一步编写成完整的陈述句，如“该媒体是官办媒体，而非自媒体或商业媒体”；提问方式为“请您勾选：您有多大程度同意用下列指标来判断一家主流媒体是否可信”；设置李克特五级量表对同意程度进行计分；设计两道质量监控题监测答卷质量；不设置反向计分题。其次，设置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户口类别、政治面貌、年收入等7道关于人口统计学特征的题。最后，将由上述51道预测试题、2道质量监控题、7道人口统计学特征题共计60题组成的问卷发放给15位在校大学生与35位从事行政管理、中小学教育、IT行业、餐饮服务业、自主创业等职业的人士进行模拟作答，询问题项表述的清晰程度和通顺程度，对个别措辞做修改调整。

  本研究于2023年8月20日通过便利抽样的方式在微信朋友圈回收95份有效问卷进行前测，量表信度和效度良好。正式调查时，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年8月28日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网民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作为分层标准，通过调研平台“Credamo见数”的在线样本库服务进行问卷发放，将质量控制条件设置为“被试信用分不小于90”与“被试历史采纳率不小于90%”，根据问卷最少填写时间与质量控制题等监测数据回收情况。

  正式问卷发放与回收时间为2023年8月22日至26日，共收到500份有效问卷，一般来说，样本数量需满足至少是题项数量5～10倍的统计要求（Everitt，1975），本研究在预测试环节有51道测试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题目，样本量符合规定标准。其中男性257人，女性243人；20岁以下69人，20岁～29岁70人，30岁～39岁103人，40岁～49岁88人，50岁～59岁101人，60岁及以上69人，性别和年龄构成均与分层标准基本一致；样本地区分布涉及34个省级行政区的城市。

  研究者对经过系统与人工审核后的数据来进行极端值、缺失值处理后，得到489份样本数据，接着进行区分度检验与同质性检验，采用临界比值法判定题项的区分度。对预测试问卷中测量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51个题项进行分组后，根据得分抽取出489份答卷中的27%高分组和27%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所有题项在高低分组上组间均值差异t值均达到p＜0.001的显著性水平，在区分度指标上全部合格。接着对各题项进行同质性检验，依据如下指标来判断：决断值（≥3），题总相关系数（≥0.4），题项校正后与总分的相关（≥0.4），题项删除后的Cronbach系数值（≤原α值0.932），共同度（≥0.4）以及各题项在共同因素上的因素负荷量（≥0.45）。根据上述标准，删除不合格的题项，最终筛选出19个题项，留待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查核验结构效度。

  研究者进而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因子载荷情况继续优化题项，并通过提取因子确定量表的结构。首先，检验19个题项的有关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初测量表的KMO值为0.882，Bartlett’s球形检验x2值为2028.323且达到0.001显著水平，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按如下程序进行删除，删除在所有因子上载荷低于0.5的题项，删除跨因子负荷量最大的题项（题项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差值小于0.25），删除单个因子包含题项数量不足三个的题目。如表3所示，考虑共同度与总体方差解释率做调整，最终抽取4个因子，包含12个题项。各题项的载荷均大于0.5，共同度均大于0.5，每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积方差解释率达60.454%。

  如表3所示，因子1的贡献率达到12.504%，包含了无标题党行为、无蹭流量行为、无新闻职业规范失范问题，这些类似用户评价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底线指标”，本研究将该因子命名为“线%，包含了国家利益、宣扬正能量、人民立场，这些可以看作对新型主流媒体意识形态功能的诠释，本研究将这一因子命名为“国家形象/权威性”。因子3的贡献率达到7.603%，包含了民生服务、反馈服务、舆论监督，这些具体反映了新闻媒体的公共性，本研究将这一因子命名为“公共价值”。因子4的贡献率达到29.241%，包含了细分用户、语言风格、个性化。细分用户是新闻定制化生产方式，语言风格主要指新闻媒体的叙事态度与叙事风格，属于新闻内容的具体呈现策略，使用户得到满足的个性化需求则是新闻媒体维护用户关系的技巧，本研究将这一因子命名为“播发技巧”。

  关于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大规模调研的评价对象为九家新型主流媒体平台。涵盖四家中央级媒体平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与学习强国），五家地方级媒体平台（新京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极目新闻与封面新闻）。其中地方级媒体平台的主管单位所属行政区域具备代表性：北京（首都）、广东（南部）、上海（东部）、湖北（中部）、四川（西部），同时它们也是地方级媒体中建设最好的一批平台。上述媒体的所有社会化媒体形态都包含于评价对象之中。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调研问卷最重要的包含两部分：其一，预测试得到的12个题项的自编量表；其二，人口统计学特征。采用预测试得到的自编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问卷，共12个题项，加上两道质量监控题，共14个题项。提问方式为“请您勾选：您认为新型主流媒体的表现有多大程度上符合下列描述？”同时给出具体媒体名称及其社会化媒体账号名称举例，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质量监控题的设计方法与预测试相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测量题项与预测试相同。

  研究在2023年9月20日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前测，通过便利抽样的方式回收90份有效问卷，信度和效度良好。在正式测试环节中，其一，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来进行抽样，分层标准及样本来源均与预测试相同；其二，样本为随机指定作答，在符合分层抽样的条件下，在问卷中指定一家新型主流媒体，发放到问卷平台后由平台注册用户随机进入问卷作答；其三，为保证样本质量，将质量控制条件设置为“被试信用分不小于90”与“被试历史采纳率不小于90%”，同时设置条件防止用户重复作答。根据分层标准、问卷最少填写时间与质量控制题监测数据回收情况。

  正式问卷发放与回收时间为2023年9月至11月，最终回收1800份样本，删除作答质量低的数据后剩余1723份有效样本，回收率为95.7%。样本性别和年龄构成与网民属性结构较为一致，男性904人，女性819人；20岁以下257人，20岁~29岁266人，30岁~39岁359人，40岁~49岁314人，50岁~59岁289人，60岁及以上238人；学历涵盖从小学到研究生各阶段；从事各类职业；样本地区分布涉及34个省级行政区的城市。

  采用和预测试相同的步骤进行项目分析，故具体步骤从略，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因此使用以上数据接着来进行信效度分析。信度分析部分，具体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与折半信度。综合表4的信度系数来看，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70至0.90之间，表明内部一致性较好（德威利斯，2012/2016：119-120）；折半信度的取值均在0.70以上，以发展测量工具为目的，该取值同样表明问卷信度良好（Henson，2001）。

  设置一个理论模型和三个替代模型，正式问卷为四个一阶因子的斜交模型M1，替代模型M2为三因子模型，替代模型M3为两因子模型，替代模型M4为包含全部题项的单因子模型。M1的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71，Steiger（1990）指出，当RMSEA

  研究者邀请12位不一样的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员对量表题项表述做评估，并依据相关意见对量表的表面效度进行完善，细化对每一个题项的阐释，再一次确保题项表述的准确、清晰、易读。与此同时，再次邀请6位专家对量表的内在效度进行评价，并对具体语句、题项顺序、正负向表述来优化。至此，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正式建成。如表5所示，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由12个题项构成，涵盖真实性/专业性、国家形象/权威性、公共价值、播发技巧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各包含3个测量题项。提问方式为“您认为新型主流媒体（给出具体媒体名称）的表现有多大程度上符合下列描述？”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每个题项（1=非常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一般；4=比较符合；5=非常符合）。

  “媒体信任”这一西方经典议题已在中国“旅行”数十年，但由于新闻业与新闻知识的地方性特质（周子杰，2024），本土化的知识生产依旧任重道远。本研究以中西方学界的两点共识为基点来探讨本土媒体公信力问题。第一，媒体公信力的实质是公众对媒体的期待之落实情况，公众对新型主流媒体的期待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功能的界定”，这种界定兼备“定义”与“区隔”两重作用，定义新型主流媒体意味着区隔新型主流媒体之外的传播主体。以此为起点，可将媒体信任本土化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国家、制度与文化等“水土不服”的问题转化为在经验研究中找寻公众对新型主流媒体“信任的边界”的问题。第二，媒体公信力的量表构建与验证程序为中西方学界所共通，这为媒体公信力本土化测量研究的继续拓展提供了方向，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构建亦循此路径展开。本研究同过往研究进行理论对话，以探讨媒体公信力理论的延续与发展。

  本研究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情境框架与传播体系，综合运用深度访谈、专家咨询、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严格按照量表开发程序构建了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二阶四维度测量工具。“真实性/专业性”“国家形象/权威性”“公共价值”“播发技巧”四个维度，总体上媒体公信力最重要的包含三方面：“政治权威性”“社会关怀”和“新闻职业规范”（李晓静，2005；李晓静，2019；强月新，胡阳，2023；喻国明，张洪忠，2006；喻国明，张洪忠，靳一，2007；张洪忠，季娇，2010）。媒体信任发生机制的内核始终稳固，人类对于媒体的基本期待具备延续性与一致性。换言之，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媒体依旧通过上述基本向度来彰显公共性、推进民主化、维系新闻业的权威。不过，既世殊事异，聚焦量表题项具体内涵，则会发现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新型特征。

  西方媒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专业意识形态与社会角色分工下的职业道德规范与操守，其中诸如新闻客观、公正、准确、平衡、区分事实与观点等原则与操作规范被中国新闻业所接受。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的“真实性/专业性”维度除了涵盖相关条目之外，还使用了评价新闻标题与新闻议题的两个负面指标来反向测量新闻报道的专业性。一方面，在公众与平台信息短暂的日常相遇中，“标题党”“蹭流量”等新闻职业规范的反面更易被公众感知；另一方面，从“信任的边界”出发，负面指标通过反向表述强调边界的区隔作用，通过为边界外的信息播发者贴上“媚俗的”“不专业的”“随波逐流”等标签，来对新型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反向提出要求。这一设计综合考虑了公众（媒体公信力评价者）的媒介素养、互联网场域中新型主流媒体的行业定力等问题。

  作为政治媒介化的产物，中国主流媒体在媒介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始终与政治权威紧密相关。因此，国内既有媒体公信力量表往往设有“权威性”维度（主要指政治权威）（李晓静，2019；田兴亚，关培培，邵德奇，2022；喻国明，张洪忠，靳一，2007），意在对媒体政治身份进行识别。本研究认为，作为官方的媒体机构，新型主流媒体本就具备政治赋能的优势，其公信力量表应当超越既有公信力指标中“政治身份识别”的工作，并侧重对新型主流媒体意识形态功能的诠释。因此，“国家形象/权威性”维度从“外宣”与“内宣”两方面着眼于新型主流媒体政治功能的评价，而新型主流媒体“主流身份”亦充足表现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与党和国家公信力的高度同构。

  “社会关怀”维度在大量关于传统媒体公信力的阐释性研究与经验研究中均有较多讨论。从空间话语权的角度看，在大众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垄断社会信息传播格局，决定着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成为关怀公众的关键力量。本研究中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在“社会关怀”的基础上进阶为涵盖公共参与、社会治理理念的“公共价值”。随着中国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铁板一块的媒体结构渐渐被多样化的媒体结构替代”（张涛甫，2017）。公众话语权在互联网时代得到提升，尽管新型主流媒体仍可凭借政治资源优势和媒体话语掌控主流话语权，但传播效力已随传统中心化传播格局的解构而被削弱。网络技术逻辑与对话逻辑同构，多元社会主体在互联网场域进行公共对话、参与和协商。量表的“公共价值”维度以“服务—反馈—解决”为逻辑链条建构新型主流媒体的公共性。这需要新型主流媒体在建设中释放新兴技术带来的平等对话的潜力，最大限度彰显自身公共价值，也需要新型主流媒体妥善处理自身与多元行动者的关系，在与政府、市场、公众等行动者组成的多边关系中动态调整自身所处位置，发扬新型主流媒体的公共价值。

  “播发技巧”是新型主流媒体适应现有环境的“新专业技能”，亦是对传统媒体公信力评价体系中新闻职业规范的超越与补充。其三个题项分别代表了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个性化传播的特征，意味着大众传播根本原则被平台化环境下多层次连接的需求所取代。用户偏好的播发技巧反映了新型主流媒体在社会化媒体运行逻辑之下的专业边界拓展。

  事实上，在早期研究中，是否赢得受众的喜爱（市场）与媒体公信力的高低并不相关（张洪忠，2005）。不过对话媒介本体论便可发现，“当一种改变社会基础设施的新型媒介技术出现，就会彻底消灭原有媒介生存的物质性条件。”（胡翼青，郭静，2022）互联网基础设施消解了传统媒体的物质终端，新型主流媒体正是依托全新的基础设施，因而必须与社会化媒体运行逻辑融合，从而在新的媒介生态中生存。换言之，当新型主流媒体作为新的行动者进入新传播场域时，它们往往需要“与场域中已有行动者及其主导的规则与信念互动”（刘双庆，2019），而掌握社会化媒体播发技巧便是社会化媒体运行逻辑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新的行动者网络重塑主流媒体的运行逻辑，向严肃和理性的新闻生产实践施压；同时重塑公众的新闻消费文化，创造了基于社会化媒体逻辑的信息消费需求，从而日渐更新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构成要素。

  以Gaziano & McGrath量表与Meyer可信度量表为代表，影响西方媒体可信度的要素是媒体发布的内容是不是满足新闻职业规范，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西方的文化与制度前提中，媒体是彻底与政治建制划清边界的社会角色。中国的学界与业界在开展相关评价工作时亦往往对隐藏在新型主流媒体背后的国家身份隐而不宣，出于对国家管控影响行业自治的担忧，相关评价工作更愿意强调以媒体自身的职能与权责为中心的公信力线）。然而，本研究所构建的量表表明媒体公信力问题的探讨离不开意识形态框架和既定的媒介体制，中西方媒体公信力评价呈现的差异性反映的正是国家身份介入的程度差异。

  首先，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锚定了中国特色的传媒坐标，即超越单一新闻行业角色评价标准的多元行动者角色。西方可信度评价指标仅仅关注媒体作为新闻采写者和播发者的角色，因此相关评价指标往往聚焦在新闻报道的职业准则上。而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新型主流媒体在新闻采写者与播发者的本职角色之外，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还承担着引导者、调停者、组织者等多元行动者角色。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进行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评价工作，除了专业取向下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外，新型主流媒体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行动者角色也在量表结构中呈现出来。

  其次，国家身份在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中是存在的。中国新型主流媒体是官方媒体，公众通过新型主流媒体投射对政府的信任。从信任发生的心理机制来看，信任是一种本体性安全感的唤起，国家的政治权威能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提供确定性，这恰恰是本体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官方信源认定的事实有助于减少公众对事实的疑问与恐慌，为公众提供本体安全感，因此，新型主流媒体的官方媒体身份就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其信任程度。在西方媒体可信度指标大量聚焦在新闻报道的职业准则时，本研究构建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努力尝试突破国家身份难以在媒体公信力评价指标中操作化体现的难题，尤其在量表的“国家形象/权威性”维度，通过他者化国际舞台上的其他几个国家来强调以国家为单元的共同体意识，重申以国家为基础的共同体身份与社会价值，此类社会共识乃是国家身份的显现。

  本研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构建系统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量表，回答如何评价中国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问题，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亦有助于媒体公信力理论的完善。

  首先，相较于西方研究，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超越了单一的内容评价指标，锚定中国特色传媒坐标；相较于国内研究，本研究解决了仅仅围绕“传统主流媒体”或“新媒体”而构建的测评体系无法适应新型主流媒体的问题，换言之，解决了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针对性测量工具的问题。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既聚焦“主流”，又关注“新型”；既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专业主义维度，还关注到了制度权力视角、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纽带联结等本土化的公信力问题；既关注了新型主流媒体被信任的问题，还关注到其中不被信任的问题。

  其次，研究方法运用与信效度分析方面，质性研究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了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维度划分；在信效度分析部分，总量表和各维度均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与折半信度，验证了该量表测量的稳定性；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做验证性因子分析，再一次证明测量结构划分的有效性；组合信度检验、收敛效度检验与区分效度检验表明测量模型拟合良好；在提升表面效度与内在效度方面，除专家咨询外，在量表编制的各环节均邀请专家与业余人士对量表的结构与题项表述等方面做审阅并提出建议。

  最后，尽管量表构建工作为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内涵把握、现状评价以及建设对策提供了系统性与针对性参考，但本研究依然认为需要辩证地看待指标所伴随的“标准化”问题。虽然技术性测量指标使实现“提升媒体公信力”的目标变得看似容易，但无论如何，从公众在实际生活中的公信力感知到公信力在量表中的概念建构过程，主观信任必然经历抽象、选择乃至部分变形。对指标机械化的理解则可能令“提升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实践与“深化治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深层目标发生断裂，最终只会得到一批“怪异却指标正确”的新型主流媒体。诚然，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但过度热衷于可测量之物所呈现出的“伪确定性”是危险的。本研究的评估方案仅供参考，依然郑重呼吁新闻业警惕量化指标评估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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